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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了堵住悠悠众口禁他还是禁到底了。

    不过，对副局长刚才的话谢兰生是不赞同的。

    他认为在等待当中他会荒废他的专业，他学到的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烟消云散。电影摄制需要练习，就和学画画学写作这些一样，只看不练是必定会不断退步的，学足球学篮球也是，况且，他常常感到时间紧迫，人的一生就几十年，他需要总结、需要进步，没有办法苦苦等待。同时，谢兰生也认为，在漫长的蹉跎当中，他的冲动、他的激情、他的创造、他的灵性，一切都会被消磨掉。他想拍的是“年轻人”对中国的一些思考，希望呈现90年代初中国人的生存状态，这是他在某个特定人生阶段才有可能拍出来的片子，再过几年，一切变了——自己变了，中国也变了，他就无法做出来了。

    他等不了。他还会拍。他想记录他自己，也想记录当下。

    当时，对方方副局长，这些大逆不道的话他是不会说出口的。

    两个人又聊了会儿，谢兰生的态度良好，终于，到了要告辞的时间。

    方副局长其实看出谢兰生是委屈的，并没有因电影局的“和颜悦色”而好过些，他张张口，欲言又止，几经犹豫几次反复，最后终于长长叹气，对着委屈的年轻人说了一些心里的话：“兰生啊，其实，电影局也想给你们年轻导演一些路走。”

    “……嗯？”感觉到了气氛不同，谢兰生又重新抬头。

    方副局长说：“我们其实也知道，你们这些做导演的个个都有创作冲动，想搞创作，想拍电影，甚至一定要做一定要拍，现在这个厂标制度是有一些为难你们。”

    谢兰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