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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后来被讨论、受争议，我也从来不曾后悔，亦不曾羞愧。那时情况太特殊了，与今天完全不同，并不存在为名为利去迎合谁或讨好谁。我有时候觉得委屈，想：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了？你们是不是为面子呢？难道可以忽略那些还在受苦的人们吗？说实话，我不希望我的片被拿去证明什么东西，或是大国崛起，或是别的，我很为难，它做不到。不过，另外一些时候，我又陷入一种迷茫。政治实在太复杂了，导演对此滔滔不绝也是十分危险的事。我只知道，21岁的一个青年无法判断“过不过界”。至于现在，我不想了，只要导演还想公映，“过不过界”有人决定，无法由他本人决定。我更在意我能做的，比如，就在上月，我与电影局的川局再次表达我的想法，同时也是表达电影人的想法——希望，审片委员会的构成可以进一步地改良，减少官员的数量，增加其他人的数量，比如，电影与社会的学者、儿童教育专家，还建议了审片委员的年轻化等等东西，以及……让电影人的作品能更容易与观众见面。我只想从电影出发，也只能从电影出发。我希望能更加自由，我不避讳这一点。】

    性格使然，谢兰生是比较温和的，这个阶段，他更思考“能做什么”，比如促进放宽尺度，再比如争取规范条款。不过，他也知道，很多很多的电影人很激烈地反对审查，即使明知它绝无可能被取消，“不沟通”在表明态度的同时也放弃了沟通与博弈。

    最后，谢兰生写道：

    【这些天，一些朋友常常问我：谢兰生，见到资本的獠牙了吗？见到资本的狰狞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