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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人在朝堂，身不由己，戴梓应该会明白我的苦心。

    康熙三十二年冬末，迎着前门外大街上初升的朝阳，我又回到了东方帝国的首都，大街小巷洋溢着过节的氛围，已进腊月，家家户户都在预备过年。

    大栅栏靠南面的惠仁堂乐家老号，自从搬迁到此，我还没有来过，随皇帝回京不过小半月，我跟顾问行讨了新腰牌，出得宫门，带着戴荃回老宅住两日。

    狼兆走后，我跟随皇帝回京，皇帝依旧任命我为太医院供奉，将我那中西成药房收拾出来，看病居住都在那里，皇帝不要我劳累，平日里不奉旨，我几乎成了个闲人，不过，戴荃却被打发去了火器局。

    我和玄烨的关系变得很微妙，几乎进入了冰河时期，我对皇帝的任何吩咐不过公事公办，私下也绝不去后宫任何主位那里串门，皇帝在人前也对我客气有加，无论怎么看，我和这个帝国的君主似乎都只剩下君臣这简单的关系。

    但，无论如何，只有我们彼此清楚，我们在对方眼底见到的热望，德妃看得明白，惠妃敏锐察觉，太后吉雅视而不见，皇帝不是不想接近我，我也不是不愿跟皇帝说话，而是，我们越是想拉近彼此的距离，就越是变成了路人。

    因为狼兆，我们彼此心里都明白，我们彼此都变成了对方眼里的芒刺，不见的时候，想得抓心挠肝，我的石英表，皇帝几乎日日悬挂心上，皇帝送的海鹰玉璧，我时时攥在手心里，那和田老玉在我手掌心被摩挲到guntang灼热，我还是不肯放手。

    可一旦有机会见了面，特别是在公众场合，往往是最难熬的，那种爱恨交织，那种欲爱却恨，那种渴望又却步的矛盾，我想，这才是